中新網北京3月17日電(宋宇晟) “文學的黃金時代——《相遇》《博爾赫斯的面孔》新書沙龍”16日在北京舉行。沙龍上,格非回顧了自己所經歷的文學的“黃金年代”以及時代的轉變,他說:“文學是要觸碰你的經驗,它通過觸碰你、冒犯你,來讓你來思考你所面對的真實境遇,這是文學從古至今沒有變過的”。
  格非,當代作家,1987年發表成名作《迷舟》,從此以“敘述空缺”聞名於“先鋒作家”之中。90年代後,停止寫作小說約十年。2003年重新開始寫作,但作品風格有所轉變。
  在文學的黃金年代,文學承擔了特殊的功能
  作為見證了中國文學黃金年代結束的作家,格非稱,現在是回到了一個“正常”的時代。“中國黃金時代開始差不多是在梁啟超、魯迅他們那個時代,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、90年代,這個時代在中國就徹底結束了,而我們現在是回到了一個正常的時代。”
  他說:“黃金時代的文學承擔了特殊的功能,社會對文學的期望和文學實際上扮演的角色也都完全不同。”
  在他看來,今天文學的“正常”正體現在文學的“不太重要”。“我們今天已經回到了一個文學相對正常的一個時代當中。其實在黃金時代出現之前或之後都是這麼一個正常的時代,就是有人在從事不同文體的寫作,對一些人來說並不太重要,但是對某些人說很重要。在正常的時代,文學是有相對性的。”
  90年代的精神危機
  在“黃金時代”結束後的九十年代,格非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在寫作。用他自己的話說,確實想過是不是要終止寫作。但到2004年,格非推出了長篇小說《人面桃花》。
  格非坦言,在停止寫作的大約十年時間中,“找不到任何寫作的想法”。“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,我自己的精神狀況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危機、遇到一個特別困難的過程,就是突然覺得不想寫作。我在九十年代之後那十多年中,我找不到任何想寫的願望。”
  當然,格非並沒有止步於此。在“黃金時代”結束之後,格非的這部《人面桃花》似乎註入了新的時代因素。
  格非也承認,“時代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”。“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的時候,作家當中都有一個流傳比較廣的一個說法,就是好像這個時代徹底變了。‘作家們會不會餓死?’‘接下來出現的一個時代怎麼樣?’這些問題都出現了。”
  他說:“我記得當年在海南島作家們開了一個會,很多作家們都去了,大家想到未來都惴惴不安。我倒不是關心經濟,我主要是沒有動力、找不到十足的理由去寫作。”
  寫《人面桃花》: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
  談到2003年前後再次開始寫作,格非稱,就是突然想到在九十年代還有一個作品沒完成。“到了2003年前後,我調到清華,生活又相對進入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。這個時候,我就突然想到我在九十年代還有一個作品沒完成。實際上,我在九十年代就構思了三部曲,已經嘗試著寫了一個初稿,但還沒完成。這就是一個心病,這個時候自然就想著是不是要重新來寫這個東西。”
  但畢竟時代不同了。格非自己也說:“這個時候我就面臨一個新的選擇:我是按照八十年代的方式寫下去,還是要用一個完全新的方式去寫?”
  格非回憶說:“最初這三部曲的構想是放在一部裡面來寫,完全是用地方志的結構,就是打成碎片的東西,把歷史變成片段然後再組合的,當時是這麼一個結構。”
  但格非並沒有按照最初的思路去寫作,而是選擇“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”。“我在2003年前後準備寫《人面桃花》的時候,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,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,原來是一部作品,我現在把它變成三部,是分別處理三個時間段。”
  對於這種寫作思路的轉變,格非認為,這是他“剎那間的決定”,但也和整個時代的變化不無關係。“這個轉變都是作家剎那間做出的決定,但是有原因的。我覺得可能是社會變革,我在調整跟這個社會的關係,我可能一棍子被打蒙了以後,又蘇醒過來了,我覺得沒有什麼了不得,又開始重新思考、重新認識寫作。”
  是否回歸現實主義並不重要
  作為一個“先鋒派作家”,格非在這部沉寂了近十年的《人面桃花》中,似乎改變了其原有的“先鋒”敘事方式。這讓很多人感受到了一種不熟悉。有評論指出,《人面桃花》是格非對現實主義的回歸,更有人將這部作品稱為先鋒文學“退場”的標誌。但格非不以為然,他覺得這些都“並不重要”。
  “對我來說,是否回歸現實主義並不重要。”在他看來,雖然《人面桃花》中有故事、也有戲劇性的衝突,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分界對寫作者來說並不是很清楚。當然,他也承認,這種分界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是模糊的,“對批評家、學者來說這個還是有很清楚分界的”。
  在格非自己看來,即便他寫作的分界是模糊的,但他的《人面桃花》顯然也不是“現實主義”這四個字能夠概括的。他說:“我那個時候的世界觀、方法論發生了變化,因為那時讀的全是《左傳》《史記》這樣的書籍。這些東西給我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刺激。”
  於是,格非希望將自己從這種變化中所獲得的想法都融入到其作品中去,“這個時候我就在想一個結構,把我所有想表達的東西都包容進去。這個不是現實主義能夠概括的,或者說裡面有現實主義的因素,但不是從現實主義的方法上來產生的作品”。
  我今年50歲了,面對著全新的任務
  歷經過了文學的黃金時代,格非如今站在了他所認為的文學的“正常時代”。從今天的“正常”回顧之前的“黃金”,格非坦言,那個時代是“回不去的”。“前幾天在上海、南京辦活動的時候,題目是有關於重返文學的黃金時代的,但是說老實話是回不去的。”他如是說。
  他的代表作《迷舟》《相遇》寫於上個世紀。格非說,他並不總是去重讀自己的“舊作”。但當偶然重讀《迷舟》的時候,格非感到一種“傷感”。“我在臺燈下重新看《迷舟》,看的時候給我非常大的刺激,我突然回到了那時我寫小說的感覺,但我覺得那個感覺恐怕再也沒有了,很傷感。”
  他說:“作家馮唐曾經有一個話,原意是說《相遇》是格非最好的小說,這個話讓我非常高興,但是接下來的話讓我不高興。他說,格非也許再也寫不出這樣的作品。當時我就覺得‘馮唐憑什麼這麼說’。”
  但經過這麼多年,格非重新回想馮唐的話,卻覺得“他的話說的是有道理的,甚至是非常準確的”。“我重新讀《迷舟》《相遇》的時候,就感覺到,那個年代的特殊感覺、奇妙的感覺沒有了。經過這麼多年的變化,你叫我再去寫《迷舟》《相遇》是完全不可能的,那種清新不可能再有。我覺得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。”
  《相遇》裡邊的作品大部分是發表於二十年前的,有的更早。格非說,他重讀的時候突然又一種感觸,而知天命之年的他如今又面臨著新的任務。“我今天才明白,我在那個時代的興奮點跟我今天完全不同了。我今年剛好50歲,面對著全新的任務。我接下來寫的東西、促使我寫成它的願望都是全新的。我可能會為它激動,會小心的處理它,也會享受這個寫作帶給我那種特別好的感覺。”
  而對於過去,格非已經將那個過去的“黃金年代”看做了人生經歷的一部分。他說:“我可能要去讀自己的作品,把我變成一個讀者,去瞭解我當時為什麼這麼寫,去回憶當時的感覺,這之中過去了二十年,對於年輕人正好是一個經歷,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經驗的部分,也許是不那麼重要的一個部分。”
   文學是帶有冒犯力量的
  走過了文學的黃金年代,格非在那個時代之後的作品並沒有如上世紀80年代那樣的“先鋒”。但對於當下的小說和當下這個時代,他仍然會不自覺地與那個“黃金年代”去對比。
  在沙龍的最後,有讀者提問:對於年輕一代,讀文學的意義何在?
  格非回答說:“小說從它誕生到今天,基本的東西沒有什麼變化。文學不能幫你什麼忙,但它能幫你找到你跟生活之間的真實關係。現在的時代,消費主義文化盛行,幾乎所有的電視、報紙上的東西都是虛偽的、都是討好你的、迎合你的,為了讓你上當、讓你去買東西、聽演唱會,去進入這個時代的文化消費中。但是文學是要觸碰你的經驗,它通過觸碰你、冒犯你,來讓你來思考你所面對的真實境遇,這是文學從古至今沒有變過的。所以文學也是相對危險的、帶有冒犯力量的、會違背你的常識、也違背你的基本意願。”  (原標題:作家格非:文學通過“冒犯”引起讀者思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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