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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新網北京3月17日電(宋宇晟) “文學的黃金時代——《相遇》《博爾赫斯的面孔》新書沙龍”16日在北京舉行。沙龍上，格非回顧了自己所經歷的文學的“黃金年代”以及時代的轉變，他說：“文學是要觸碰你的經驗，它通過觸碰你、冒犯你，來讓你來思考你所面對的真實境遇，這是文學從古至今沒有變過的”。
　　格非，當代作家，1987年發表成名作《迷舟》，從此以“敘述空缺”聞名於“先鋒作家”之中。90年代後，停止寫作小說約十年。2003年重新開始寫作，但作品風格有所轉變。
　　在文學的黃金年代，文學承擔了特殊的功能
　　作為見證了中國文學黃金年代結束的作家，格非稱，現在是回到了一個“正常”的時代。“中國黃金時代開始差不多是在梁啟超、魯迅他們那個時代，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、90年代，這個時代在中國就徹底結束了，而我們現在是回到了一個正常的時代。”
　　他說：“黃金時代的文學承擔了特殊的功能，社會對文學的期望和文學實際上扮演的角色也都完全不同。”
　　在他看來，今天文學的“正常”正體現在文學的“不太重要”。“我們今天已經回到了一個文學相對正常的一個時代當中。其實在黃金時代出現之前或之後都是這麼一個正常的時代，就是有人在從事不同文體的寫作，對一些人來說並不太重要，但是對某些人說很重要。在正常的時代，文學是有相對性的。”
　　90年代的精神危機
　　在“黃金時代”結束後的九十年代，格非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在寫作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，確實想過是不是要終止寫作。但到2004年，格非推出了長篇小說《人面桃花》。
　　格非坦言，在停止寫作的大約十年時間中，“找不到任何寫作的想法”。“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，我自己的精神狀況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危機、遇到一個特別困難的過程，就是突然覺得不想寫作。我在九十年代之後那十多年中，我找不到任何想寫的願望。”
　　當然，格非並沒有止步於此。在“黃金時代”結束之後，格非的這部《人面桃花》似乎註入了新的時代因素。
　　格非也承認，“時代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”。“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的時候，作家當中都有一個流傳比較廣的一個說法，就是好像這個時代徹底變了。‘作家們會不會餓死？’‘接下來出現的一個時代怎麼樣？’這些問題都出現了。”
　　他說：“我記得當年在海南島作家們開了一個會，很多作家們都去了，大家想到未來都惴惴不安。我倒不是關心經濟，我主要是沒有動力、找不到十足的理由去寫作。”
　　寫《人面桃花》：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
　　談到2003年前後再次開始寫作，格非稱，就是突然想到在九十年代還有一個作品沒完成。“到了2003年前後，我調到清華，生活又相對進入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。這個時候，我就突然想到我在九十年代還有一個作品沒完成。實際上，我在九十年代就構思了三部曲，已經嘗試著寫了一個初稿，但還沒完成。這就是一個心病，這個時候自然就想著是不是要重新來寫這個東西。”
　　但畢竟時代不同了。格非自己也說：“這個時候我就面臨一個新的選擇：我是按照八十年代的方式寫下去，還是要用一個完全新的方式去寫？”
　　格非回憶說：“最初這三部曲的構想是放在一部裡面來寫，完全是用地方志的結構，就是打成碎片的東西，把歷史變成片段然後再組合的，當時是這麼一個結構。”
　　但格非並沒有按照最初的思路去寫作，而是選擇“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”。“我在2003年前後準備寫《人面桃花》的時候，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把以前的構思全部扔掉，原來是一部作品，我現在把它變成三部，是分別處理三個時間段。”
　　對於這種寫作思路的轉變，格非認為，這是他“剎那間的決定”，但也和整個時代的變化不無關係。“這個轉變都是作家剎那間做出的決定，但是有原因的。我覺得可能是社會變革，我在調整跟這個社會的關係，我可能一棍子被打蒙了以後，又蘇醒過來了，我覺得沒有什麼了不得，又開始重新思考、重新認識寫作。”
　　是否回歸現實主義並不重要
　　作為一個“先鋒派作家”，格非在這部沉寂了近十年的《人面桃花》中，似乎改變了其原有的“先鋒”敘事方式。這讓很多人感受到了一種不熟悉。有評論指出，《人面桃花》是格非對現實主義的回歸，更有人將這部作品稱為先鋒文學“退場”的標誌。但格非不以為然，他覺得這些都“並不重要”。
　　“對我來說，是否回歸現實主義並不重要。”在他看來，雖然《人面桃花》中有故事、也有戲劇性的衝突，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分界對寫作者來說並不是很清楚。當然，他也承認，這種分界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是模糊的，“對批評家、學者來說這個還是有很清楚分界的”。
　　在格非自己看來，即便他寫作的分界是模糊的，但他的《人面桃花》顯然也不是“現實主義”這四個字能夠概括的。他說：“我那個時候的世界觀、方法論發生了變化，因為那時讀的全是《左傳》《史記》這樣的書籍。這些東西給我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刺激。”
　　於是，格非希望將自己從這種變化中所獲得的想法都融入到其作品中去，“這個時候我就在想一個結構，把我所有想表達的東西都包容進去。這個不是現實主義能夠概括的，或者說裡面有現實主義的因素，但不是從現實主義的方法上來產生的作品”。
　　我今年50歲了，面對著全新的任務
　　歷經過了文學的黃金時代，格非如今站在了他所認為的文學的“正常時代”。從今天的“正常”回顧之前的“黃金”，格非坦言，那個時代是“回不去的”。“前幾天在上海、南京辦活動的時候，題目是有關於重返文學的黃金時代的，但是說老實話是回不去的。”他如是說。
　　他的代表作《迷舟》《相遇》寫於上個世紀。格非說，他並不總是去重讀自己的“舊作”。但當偶然重讀《迷舟》的時候，格非感到一種“傷感”。“我在臺燈下重新看《迷舟》，看的時候給我非常大的刺激，我突然回到了那時我寫小說的感覺，但我覺得那個感覺恐怕再也沒有了，很傷感。”
　　他說：“作家馮唐曾經有一個話，原意是說《相遇》是格非最好的小說，這個話讓我非常高興，但是接下來的話讓我不高興。他說，格非也許再也寫不出這樣的作品。當時我就覺得‘馮唐憑什麼這麼說’。”
　　但經過這麼多年，格非重新回想馮唐的話，卻覺得“他的話說的是有道理的，甚至是非常準確的”。“我重新讀《迷舟》《相遇》的時候，就感覺到，那個年代的特殊感覺、奇妙的感覺沒有了。經過這麼多年的變化，你叫我再去寫《迷舟》《相遇》是完全不可能的，那種清新不可能再有。我覺得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。”
　　《相遇》裡邊的作品大部分是發表於二十年前的，有的更早。格非說，他重讀的時候突然又一種感觸，而知天命之年的他如今又面臨著新的任務。“我今天才明白，我在那個時代的興奮點跟我今天完全不同了。我今年剛好50歲，面對著全新的任務。我接下來寫的東西、促使我寫成它的願望都是全新的。我可能會為它激動，會小心的處理它，也會享受這個寫作帶給我那種特別好的感覺。”
　　而對於過去，格非已經將那個過去的“黃金年代”看做了人生經歷的一部分。他說：“我可能要去讀自己的作品，把我變成一個讀者，去瞭解我當時為什麼這麼寫，去回憶當時的感覺，這之中過去了二十年，對於年輕人正好是一個經歷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經驗的部分，也許是不那麼重要的一個部分。”
　　 文學是帶有冒犯力量的
　　走過了文學的黃金年代，格非在那個時代之後的作品並沒有如上世紀80年代那樣的“先鋒”。但對於當下的小說和當下這個時代，他仍然會不自覺地與那個“黃金年代”去對比。
　　在沙龍的最後，有讀者提問：對於年輕一代，讀文學的意義何在？
　　格非回答說：“小說從它誕生到今天，基本的東西沒有什麼變化。文學不能幫你什麼忙，但它能幫你找到你跟生活之間的真實關係。現在的時代，消費主義文化盛行，幾乎所有的電視、報紙上的東西都是虛偽的、都是討好你的、迎合你的，為了讓你上當、讓你去買東西、聽演唱會，去進入這個時代的文化消費中。但是文學是要觸碰你的經驗，它通過觸碰你、冒犯你，來讓你來思考你所面對的真實境遇，這是文學從古至今沒有變過的。所以文學也是相對危險的、帶有冒犯力量的、會違背你的常識、也違背你的基本意願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作家格非：文學通過“冒犯”引起讀者思考）